摘要：改革开放史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性，也有其特殊难度。改革史研究应当从广泛搜集资料、拓展阅读范围与开展专题、个案研究入手。当然，也需要宏观观照，史料与史观不能偏废。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和逻辑作了一些个人的解读。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但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关键词：改革开放史;改革逻辑;理解改革的维度

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国际社会始料不及的重大事件，引起国外舆论和众多学者的持续关注。然而，中国人更有条件和责任解读“中国故事”。以我自己的经验看，党史国史研究工作者是可以参与到对中国故事的叙述当中去的。最近几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上。在这里我把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和想到的问题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改革史研究应当提上日程

搞当代史研究的确还有许多障碍,更不用说改革开放史研究了。历史需要时间沉淀，很多事情要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才能看清楚。当代史研究受到很多限制，包括政治上诸多敏感，档案开放不充分；还有人事上的纠缠；研究者本身也都是局中人，难免带着主观情感，很难作出客观的评价，再没有什么比对当代中国史的看法更加歧义纷呈甚至两极化了。因此有一种说法，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或者写不出一部信史。

我以为，当代史研究的确有许多限制，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克服。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也有独有的优势，至少有两个：一是有鲜活的史料，许多当事人、知情人还在，散落在民间的史料极其丰富，可以做口述史和田野调查。再过几年，这些人不在了，资料也会湮灭。现在土改时期的干部和老农很难找了，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人也不多。所以当代史研究不仅应当搞，而且要有紧迫感。二是研究者有“现场感”。所谓现场感就是我经历过这段历史，有亲身感受，这个“现场感”很重要。国外学者有关当代中国史的著作有他的长处，他们的视角不同，方法不同，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史料，都会给我们启发。但看某些境外著作也会有一种隔膜感，原因就在于它无法进入中国的历史语境和观念体系。不只是外国人，就是“80后”、“90后”的中国年轻人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很难理解他们父辈的信仰、情感和行为方式。当代史研究者有一份负责，应当把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录下来，告诉下一代。

近年来各大学和民间学者开始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档案馆的相对开放。地方档案馆相对中央档案馆来说容易进，是一个好的研究入口。二是研究方法的转变，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对历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课题方向的转变，目光下移，关注社会层面，搜集民间史料，重视个案研究，为当代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许多课题研究的突破都是在搜集和利用地方档案和民间史料的基础上取得的。我十分佩服一些大学和民间学者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们锲而不舍，甚至有饥渴感。干这件事，无名无利，坐冷板凳，干苦力活，还要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经费上也是杯水车薪，但这确实是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不过，据我所知，历史研究者的兴趣主要还在20世纪50年代，一批独立研究者热衷于搞“文化大革命”口述史，很少有人愿意把精力放到改革开放史领域，一则改革开放能否进入历史还存疑，二则改革史研究有它特有的难度。

以我自己的经验,中国改革开放史已经可以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了。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时期已占到当代史的一多半，从1978年算起35年，从1976年底算起已经37年。问题还不在时间长短，而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有特殊的现实性。近3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起飞，社会变迁速率之快，都是过去所没见过的。一位外国学者提出，20世纪末有两件大事对世界进程发生了深远影响，一个是苏联集团解体和冷战结束，另一个事件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引起国际社会普遍的关注。诺贝尔奖得主、100多岁的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去世前还与他的助手王宁写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另一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80多岁的傅高义写了一本书叫《邓小平时代》，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始终不渝。这两本书都在国内出版了，都试图解释中国故事，但方法不同，结论也大异。前者认为中国市场化转型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后者则强调领导集团特别是邓小平个人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很多，如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经济制度》，试图从县际竞争的特殊制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国内，关于改革开放历程回顾有影响的观点不在党史国史学界，而是其他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文章或著作。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许多人都参与了改革进程，对改革史有特殊的兴趣。他们的看法值得重视，有时研究者还会从中得到一些难得的史料。但依我的阅读所见，目前还没有谁把中国故事讲圆了，更不用说达成共识。譬如究竟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各种看法莫衷一是。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增长，学界也是争论不休。要厘清一些重大事件的经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搞党史国史研究的可以参与到对中国故事的叙述当中去。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事件的解释重思辨、轻史实；重逻辑、轻过程。搞史的人的长处，不是提出什么解释范式，而是厘清事实，搞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本身就很有价值，无论作何评价总得以事实为根据。我是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这份信心的。我对改革进程的兴趣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在学《资本论》，但兴趣却是追踪正在展开的经济改革，1985年至1986年冬春走访了许多职能或研究部门的专家，了解改革进程和他们的设想，并在几个县做过农村调查，1991年写了自己第一本书《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这本书有很多思考性的文字，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跟进观察。也因为我一直跟进，因此对一些问题的理解隔膜较少。最近几年做过一些改革史的专题，主要选题于80年代。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这些零散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分量的学者的关注。上面提到的两本书，科斯的《变革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都注意到我的研究。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也给予鼓励。他看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一本书《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认为比较严谨，多次敦促我把改革史做下去。他在为我即将出版的一本集子的推荐语中说：梳理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事件“中国人责无旁贷”。本人没有这么大的抱负，条件更受限制，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平台，单枪匹马，只能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觉得做这件事的确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来，不是应付差事，而是真正出于兴趣，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

二、如何进入改革史研究

改革史研究有其特殊的难度。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当代史研究面临一个档案开放不充分的问题，相较于前二十八年，改革开放时期更突出一些，短期内也不要指望有太大的改变。当然，一些基本的文献还是有的，如正式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等，还有经济改革的政策文件也汇编出来了。但这些都是结果文件，缺少过程文件。就是说缺少反映政策文件出台的背景、过程和实施结果的资料。单凭结果文件是写不出历史来的，无法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得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一般讲，历史学的功能是还原历史。然而历史本身是丰富的、多彩的、复杂的，有成功有失败，有阳光面也有阴暗面。还原历史就是要还原它的这种丰富性，这样的历史才能给人以启示。当然，较低层次和社会层面的资料是很丰富的，但需要下大力去搜集整理，只有建立在丰富史料搜集基础上才称得上研究。

改革史研究的另一个难度是离现实太近，许多问题难下判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历史与现实没有明显的区隔，很难分清哪些是历史，哪些是现实。有些改革看似结束了，但它的全部后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反映出来。更多的过程并没有结束，更难下定论。在舆论场，总体上大家都是肯定改革的，但涉及具体问题分歧就大了。我的感觉，对80年代的改革分歧小一些，但对90年代以来的许多改革看法都有分歧，评价甚至两极化。媒体很敏锐，但也有热炒的倾向。跟着舆论走，很可能影响你的独立观察和判断。

改革史研究第三个难度是主观上的，就是知识准备问题。党史研究的一个传统是专注于政治史，而且政治史也基本上是政治事件史，研究者特别关注于高层活动，对于隐身于背后的制度背景，包括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等层面的内容却很少研究。当然，这与过去的历史特点有关，毛泽东时代基本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整个历史可以用运动串起来。改革时期历史不是沿一条主线延伸，而是呈扇面展开，内容比过去丰富得多，涉及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各个领域，这对于研究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按时间顺序排列史实得出结论，这种习常的方法在处理比较简单的课题如考证具体事件时有效，但在处理比较综合的课题时就捉襟见肘，要揭示宏大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就要有一些思辨力，有一点儿多学科知识的训练。否则对学界讨论得很热闹的话题，你会感到一头雾水，不能进入。写出来的文章，难免流于表面化。

改革史研究的进入，当然首先要在搜集资料上下功夫。政策文本的阅读和梳理还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停留在对文本的解读上，只是拿来几份文件抄来抄去，这样是做不出什么好文章来的。我觉得资料搜集有几个方向是值得重视的，一是查阅档案。去年华东师大韩钢与其他机构共同申请到一个课题：当代中国农村民间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他们组织学生正在做大量的工作，证明地方档案馆只要有正当理由还是可以进去查阅档案的。我希望这项工程能延伸到改革开放时期，至少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干这件事需要依靠某种平台组织众多人力来完成。二是到专业刊物中去淘宝。1979年以后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公开和内部出版物众多，重大决策引入了咨询机制因而透明度增加。相较于过去只搞规范研究，80年代以后兴起实证研究的风气，这种研究会留下许多重要历史信息，当年大量国内调查报告、国外考察报告、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重大政策形成的背景资料，重大改革进程的实证分析，都具有史实价值或史识价值。刊物众多，文章海量，要沙里淘金，需要有敏感度，有问题意识。三是搜集私人性的资料。包括一些人留下的日记、工作笔记、会议记录，一些参与者和知情人的回忆著作文章等，其中有些史料价值很高。与这类似的就是做口述史，现在已经有许多机构或个人在做。我有幸参与了一个机构的口述史项目，采访了不少比较高层的亲历者，有学者，有官员。这两类史料有其特殊的价值，它让你从表面进入到内幕，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帮助你把历史的碎片串联起来，使死的材料活起来，使你对历史的感知有立体感。当然，无论回忆文章或口述史料都有它的缺陷，同样一件事不同的参与者会有不同的陈述，但这不要紧。历史研究本来就是拼图，拼版足够多，就可以相互参照，大体还原历史的原貌。只是这一类资料各机构都据为己有，很难整合成公共平台，供大家利用。

另一个需要用功的方面是大量阅读。这对于治改革史尤其重要。一个好的研究集体应当是多学科的人员搭配。现在有一批年轻党史研究者都有多学科的训练，这是值得欣慰的。没有多学科的训练也不是没有办法补救，主要是通过广泛阅读来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至少做到能看懂，能对话。阅读还可以帮助你形成全新的问题意识，找到感兴趣的话题。任何热议的现实话题都有它的成因，都可以从史的方面考察。而一些著名学者关于改革进程的著作能给你提供直接的帮助，如薛暮桥的回忆录、杜润生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这样的著作不仅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而且为你理解改革提供了一条捷径，读一些社会学家依据实地考察做出的课题会大大丰富你的认识。本人从这种阅读中获益良多，我把它叫做“借船出海”。当然，不是说要求自己成为哪方面的专家，作为历史学者还是要守住自己的本分，不班门弄斧，越俎代庖。在这方面我是有意识地保守，避免把活的历史装进某种既成的理论框架内，慎用自己都弄不太清楚的新概念、新词汇。不是拒绝借用新方法来分析问题，但结论必定是依据事实，而不是主题先行，六经注我。我一直认为，任何看似“深奥”的问题都可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关键在于你是否真正吃透了它，吃不透的东西最好不用，力争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现在思想界很热闹，各种思潮纷呈，争论得很厉害。对于这种论战，我的态度是关注但不卷入。不是说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还是应当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凝视这个时代”。一旦掺和进去，选边站，很难不失去客观立场。如果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你会发现争论双方可能都有其合理成分又各有盲点。有一个现象，凡事不从事实出发，甚至不屑于了解事实，而是价值预设，主义先行，依据一种理念包打天下。有时争论某个问题，不用看内容只看作者的名字就知道他的结论了。历史学者首先应当尊重事实，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总是不那么肯定，一方面自知学识有所不逮，对事实了解有限；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态度，天生对问题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其实，所有人的观察都是“盲人摸象”，只观察到一部分真相。不相信谁参透了所有中国问题的真谛，掌握了解决所有问题的命门。对那些视民众为群盲的自命不凡者，更应保持一个距离。这里还要注意一个变化，80年代的争论主要基于观念或意识形态分歧，90年代以来的争论许多都是利益之争。屁股决定脑袋，许多言论有意无意为利益代言。这在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不奇怪，但增加了你鉴别的困难。改革史太过切近，许多事情还要看，最好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这是一个史者应该保持的冷静。

改革史研究应当从专题和个案研究入手。真正有价值的研究都是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开始的。不是说宏观研究不重要，但宏观研究必须要以微观研究为基础，专题和个案了解得多了，历史的整体感也就慢慢显露出来了。一开始就想搞出一个自己的叙述体系，只会是事倍功半。做专题研究也是一个藏拙的办法，选择性灵活。避开自己的知识短板，做自己能够驾驭的题目，避开自己难以驾驭的题目。我的专题研究大都侧重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因为自己感到对经济不太隔膜，也是兴趣所在，而驾驭其他题目比较吃力。当然也考虑到话题的敏感度，暂时避开敏感话题也无可厚非，否则只能做无用之功。当然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藏之深山，那又是不一样的境界了。专题研究还有一个好处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能搜集到什么材料就做什么文章，材料不足暂时搁置起来。当然，如果是一个研究集体，可以把面铺得开一些，做有计划的资料搜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可以说还是处女地，可选择的有价值的题目实在太多了。随便举个例子，80年代的乡镇企业曾经享誉全国，许多人对它寄予厚望，认为是“中国特色”的重要标识，有望“超越私有制逻辑”。然而在90年代乡镇企业几乎悄无声息地全部改制，集体产权大都通过WBO(管理者收购)方式私有化了，与此相联系的是90年代以后的国企改制，也是相当激进的。对这样的重大制度变革很值得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包括做个案研究，当然必须作独立调查，不能只依据地方官员和主流学者提供的说法和材料。通过个案研究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历史，甚至可能得出与流行说法不一样的看法。再譬如，城乡分割体制的松动真的促进了社会流动吗？据有的专家观察，目前社会阶层和利益结构有固化的趋势，社会的层级流动反而比过去更加困难了。究竟怎样，需要作细致的实证研究。专题和个案研究也要有所选择。所谓“魔鬼在细节中”，并不是任何细节都有历史价值。依我看，判断一个专题的价值应当看两点，一看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二看是否具有趋势性意义。纯粹偶发性事件不值得去深究，尽管有时被舆论炒热。

三、我对改革史的一些理解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但迄今大多数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失败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体制崩溃，而且推动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把它称为“中国奇迹”，都是世界瞩目的事。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模式”的解释很多。

从起源上说，中国70年代末走上改革道路，肯定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个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伤害了。第二个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很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1978年大批官员出国考察，看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更加强化了这种危机意识和紧迫感。在1978年最早酝酿对外引进和体制改革问题时，高层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意见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家都是改革派，包括华国锋对改革和引进都持积极的态度，因为大家都希望尽快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走出贫穷的困境。其实，任何改革都是因为面临某种危机。没有危机，没有普遍的危机感，不可能形成改革共识。

当然，1978年所以容易取得共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目标的模糊性，或者说，当时理解的改革是有限的。当时提的是管理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改革如放宽农村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发展非国有经济以缓解就业压力等等，都是应对危机的举措。我们设想一下，如果1978年就有人提出搞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大发展，在党内百分之百通不过。

争论是随着改革逐步深化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很难突破，除了既成利益格局的阻力，关键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三大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第二是坚持计划经济，第三是坚持按劳分配。换句话说存在三个戒律：一不能搞私有产权，二不能搞市场经济，三不能搞雇工剥削。这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中国80年代的分歧大部分不是利益之争，而是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不要以为观念之争比利益之争好解决，观念之争面临一个信仰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在改革初期支持改革的人后来越来越质疑改革，根源就在于改革已经越过了上述信条。

这些信条是怎样被逐步打破的呢？这与中国的改革路径有关。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中国没有采取任何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的局部试验逐步推进。这确实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道路，但需要补充的是，走这条路既是一种改革策略，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改革之初，以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界的认知程度，不可能提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试探着来。一般称邓小平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但邓小平不是对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而是一种战略上的谋划，提出了一个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蓝图以及实现这个蓝图的基本方略，即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而又有秩序地推进改革开放。这比直接提出一个整体改革方案容易绕开意识形态争论取得共识，为各种改革试验提供正当性。至于具体改革怎么搞，邓小平的方针是鼓励各地试验，取得经验，全国推行。中国改革在宏观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双轨过渡的方式。整个80年代对国企改革作了许多探索，核心是放权让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没有从结构上进行大改。率先在农村、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私人经济和对外开放等“体制外”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逐渐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计划体制之外形成了很大一块市场经济，这就造成一种竞争态势，倒逼国有部门改革。因此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渐进式改革，不如说是“体制外先行”的改革。

对于这种局部试验、双轨过渡的改革路径，一直存在争议。当时东欧和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这种双轨并存的体制必然会带来混乱，就像开汽车，既可以右行，又可以左行，肯定会发生撞车。国内也有人指出，局部试验太多会造成新旧体制大量的摩擦和矛盾，价格双轨制带来“官倒”和大量的寻租空间，主张改革应当有整体设计配套推进。主观上看，决策层并非不想作整体设计，全面推进。1979年底，当时的体制改革组就提出一份改革方案，1982年成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职能就是搞方案设计的。据说80年代研究机构一共拿出了14份方案，这些方案研究不是没有价值，它推动了人们认识的深入，然而大多数只是抽屉方案。只有一次，就是1986年的价税财联动的整体方案被赵紫阳接受，成立机构准备推行，最终担心风险难以控制，各部门利益无法协调而搁浅了。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说，80年代凡是设计的方案都没有行得通，反而一些地方性的试验取得了突破，“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有利于分散风险，减少阻力，也减少了掉进理性陷阱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一个逐步取得共识的过程。真正使干部队伍观念发生转变的，不是灌输了多少理念，而是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对于8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宏观改革，部分经济学家评价不高，从这些改革本身看，的确没有取得多少突破，但从全局看也可以作不同的评价。它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一个稳定作用，当时基本保障制度没有，就业市场也没有，贸然让大批企业破产、职工下岗，非酿成大乱不可。80年代国有企业的局部改革释放出一定的市场空间，事实上没有妨碍反而有利于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也为90年代国企改制积累了经验。

关于中国改革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强调政府主导的作用，领导人个人的作用，似乎改革都是预设的，改革进程都在掌握之中；一种认为中国是一场“边缘革命”，是社会的边缘力量起的作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完全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这两种解释各自说明了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我看，中国改革是一个高层放手、地方试验和民间突破上下互动的过程。地方试验大都也是地方政府主导，例如兴办经济特区就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推动的，很难归类于所谓“边缘力量”。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究竟哪一方面起了主导作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情况，改革初期地方试验更多些，但也不能否定中央政府的作用，后期顶层设计的味道更浓，但也不能忽视地方和民间发挥的作用。我们看到，80年代有些改革完全不在决策者预料之内，如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说没有想到。80年代的许多故事发生在地方和民间。浙江最具有典型性。浙江党史办的人查阅，在浙江《大事记》的记载中，80年代浙江省政府费力最多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出的文件最多，大事也最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专业市场等，省级政府没有单独下发过文件，也无扶持的措施。只有一些市、县政府出台过相关规定。结果是，费力最多的国有企业成效不大，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60.6%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0%，而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却“无心插柳”，成了浙江经济的主体。（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市场机制一旦引入就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我理解科斯所说的“边缘革命”就是指的这种市场力量。所谓市场力量并不玄奥，就是指进入市场的各类主体为追逐利益自发地拓展市场，这种力量是巨大的，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所谓市场经济的效率由此而来。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改革完全是自发力量推动的呢？绝对不是，市场的发育与政府的放权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农村实行家庭经营的改革是农民的愿望和选择，但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的选择，在这场改革中，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都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身影。单有农民的选择，没有领导者的思想转变和政策的跟进，农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突破。一个很好的反例是，历史上农民多次包产到户的要求，都由于政策强行纠正而未能如愿。多数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也离不开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扶持。

中国改革，观念变革与实践演进是一个互动过程。究竟是观念的突破推动了实践，还是实践的突破推动了观念变革？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存在。这里有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们作出的巨大贡献，思想史、观念史本身就是改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不了解理论界思想界讨论什么问题，不了解他们的分歧和争论，你就不能深刻了解中国改革。早期改革，薛暮桥、杜润生、马洪是被公认的起作用最大的官员型经济学家。当然不只是他们，还有一大批学者包括一批中青年学者参与了改革方案论证、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对推动改革的意义，不只是提供决策咨询，更在于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不过我还是认为，推动观念突破更大的动力来自实践。第一是别人的实践。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对国际经验的了解的增加，帮助中国人特别是干部队伍逐步接受了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观念，所以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应当说是开放改革，开放推动了改革，推动了中国的观念变革。第二是我们自己的实践，这是主要的。改革的成效为自己开辟道路。譬如农村承包制改革，开始争论最大，后来成为最没有争议的改革。为什么？一是增产效果显著；二是城乡居民和国家都受益；三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平原则。

中国改革过程是一个不断做适应性调整的过程，我们一般讲“与时俱进”，用另外一个词可以叫“顺势而为”，所谓形势比人强。“势”没到想做做不成，有些观点由于过分超前不被接受；“势”到了迫使理论上有所突破，政策上进行调整。比如说股份制，80年代世界银行的人提出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搞股份制，赵紫阳征询德国五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的意见时，他也建议搞股份制。当时提出的还不是公私相互参股的股份制，而是不同国有企业之间互相参股。但是当时条件不具备，最后搞的是承包制，只有到了90年代后股份制才逐步成为国企改革的选项。再譬如关于所有制的规定，从以公有制为主体到以公有制为主导，到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观念一步步前进，防线一步步退却。原因不在于谁的意见占了上风，而是因为经济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私有经济已与国有经济平分天下，如果再坚持传统说法，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就越来越缩小了。中国改革始终是问题导向，在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

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有它的路径依赖。尽管唯物史观有诸多质疑，我还是相信马克思说的这段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观念改变历史，但历史同样制约观念。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张白纸任人涂抹。这里就涉及一个热点话题：如何看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是个问题，历史本来就不可能人为地割裂，后期的走向都要受到前期遗产的影响，问题在于要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我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改革发生在后三十年，改革的种子却孕育在前三十年。没有前三十年的实践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改革，这种实践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教训居首。如果前期发展得很顺畅，哪来的改革？改革是一个转向，是发展模式的重新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了。另一方面，改革又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受到起始条件的约束，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体两面，兼而有之。这些约束或隐或显，只有在与参照系作对比时才能看得清楚。国内外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影响到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和不同结局。也有国外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作比较，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部分归因于早期改革的成果，这些观点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四、改革史研究同样要有反思的精神

中国近30年的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改革红利，维持了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这是国内外主流的看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原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比中国有更好的前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看不出有这种前景。事实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都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2014年8月13日。）我比较认同这种判断，中国目前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这是我讨论的前提。

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改革没有应当反思的地方。现今的中国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双城记”。一方面全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崛起；一方面“中国奇迹”的背后积累了太多的矛盾。财富的巨大涌流带来贫富急剧分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腐败现象泛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随处可见；粗放型增长导致生态严重恶化。中国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对中国改革史的梳理和总结，既要揭示“中国奇迹”的逻辑，也要反思“中国问题”的成因，才算是全面的。我们当然要警惕借反思之名否定改革，但也不能拒绝反思，把任何反思都斥之为反对改革。反思精神是当代史研究的灵魂，无论其研究对象是革命还是改革，概不例外。

观察中国改革，有几个维度我认为很重要。第一，应当承认理性的局限。改革本身就是一场试验，而且是一场巨大试验。凡试验都会有对有错，有成功有失败。再缜密的论证都不可能穷尽所有因素，再好的方案设计都不可能没有漏洞，改革没有最优选择，只有次优选择。第二，改革是有成本的，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不付出成本的改革，一项改革可能产生多重后果。每一阶段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突破的矛盾，但同时可能引出新的矛盾，许多是事先难以预料的。第三，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帕累托改进”的机会很少，80年代的农村承包或许接近“帕累托改进”。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他例子。从长期看改革会让所有人受益，但近期必定会让一部分人承担代价。第四，整个改革过程始终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再缜密的方案也抵不过无数利益相关者的精明计算，利用政策漏洞追逐自己的利益，或将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方向扭曲。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748页。）。中国改革也是一种合力。一项政策实施的结果完全与它的初衷相吻合，这样的机会很少。有超预期的改革，典型的是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工潮推动的城乡一体化社会变迁。这些都不是设计出来的，但取得了超预期的效果。更多的情况是达到部分目标也引出了新的问题，例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就是这种情况。也有的改革违背它的初衷，如住房、医疗、教育改革等都没有解决它想解决的问题，甚至进一步加深了矛盾。当然对这些改革的评估有分歧。

中国人有一个思维定势，功劳归于一个人，过错也归咎于一个人。其实历史是极其复杂的，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边。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这种趋势的出现是邓小平没有预料到的，也肯定不是他想看到的。邓小平的设想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放在一条时间轴上，先把蛋糕做大，再来合理分配蛋糕。他设想，到20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分配蛋糕的问题。办法就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帮助落后地区。然而邓小平很快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不只是地区差距，尤其是贫富分化。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其弟弟邓垦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警告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可见，一个过程开始了就有其自身的轨迹，强势如邓小平也不能完全掌控。

然而，改革本身并非没有反思的余地。我认为至少应在两方面作反思。一是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中国改革是从摆脱贫困开始的，因此一直沿着发展主义的思路前行，发展是硬道理。据此，80年代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这在当时并不算错。问题在于在执行中变成了只顾效率，不顾公平。地方政府追求GDP至上，着眼于甩包袱，热衷于招商引资，俨然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出被称之为县际竞争的特殊制度。对这种制度是优是劣，看法不同。张五常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是创造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大都持负面评价，认为它使政府职能错置，扭曲了市场经济。我们暂且不评价它的优劣，有一点是肯定的，公司型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本能地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在利益分配上本能地维护资本而不是劳动。在舆论场，一种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大行其道，为掠夺财富的丛林现象张目。现在人们谈论贫富分化，都集中在货币性收入分配上，我认为这是有意无意遮蔽主要事实。当前的贫富分化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问题，而是一个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国家矿产资源转让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造富运动、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土地征收强制拆迁中的利益掠夺等等，构成了一系列财富分配的逆向调节。这当中政策设计是否得当，很值得思考。

另一个需要反思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始终没有形成有效制约权力的制度，公权力私有化，腐败愈演愈烈，直至危及政权的根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但中国现今的问题具有转型期的独有特征，这是两方面历史因素的契合，一是毛泽东时期的集权制遗产，一是市场化转轨释放出来的寻租空间。过去诉诸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用翻烧饼的办法阻止特殊利益集团固化，造成了无尽的伤害。一旦不搞运动，失去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和群众运动的压力，同时失去道德和理想的自律，加上财富大量涌流和无处不在的寻租空间的诱惑，原本就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大面积腐败就不可避免了。中国改革和发展是政府主导的，不可否认，近30多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是一个推手。然而，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实质是官员）之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的广泛产生。

应当承认，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制约权力的滥用，但也不能忽视对市场的法制建设和监管。市场经济是趋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创造效率奇迹的魔力所在。市场经济的理想状况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自然导向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增进。然而，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理想主义者的头脑之中，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完美的。资本的贪婪与权力的贪婪都基于人性的贪婪，没有规制的市场只会充斥骗局和掠夺，最坏的情况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前面提到的那些情景，大都看到官商勾结联手分赃的身影。我们既不能放纵权力，也不能放纵资本，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意味减轻政府的职责。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200241）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